李 曙 华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周易》蕴涵的自然哲学思想，可谓是一种以生命为隐喻，宇宙论、本体论、价值论统一的生成哲学，它基于道德实践与认识实践统一的生命实践。文章根据《周易》“经”、“传”本身之内涵，按现代哲学表述方法，从源于道德之宇宙论，三才圆通之本体论，知行不二之实践论，生成整体之方法论等方面，阐明中国式自然哲学的特性与意义。指出正是这种独特的自然哲学，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超越的价值之源，为中国古代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而且应在21世纪伟大历史转型和中西对话中，共同创造人类不同文化 “殊途同归”、“和而不同”的世界生成之序。

关键词：自然哲学；三才圆通；知行不二；生成整体；象数

中图分类号：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1）02-

《周易》乃中国古人生命实践之结晶，蕴含丰富的自然哲学思想。与古希腊出于思辨的自然哲学不同，中国先哲对宇宙与人生的终极追问，一开始乃基于道德实践与认知

实践统一的生命实践，以其直透九霄的原始灵感或“智的直观”，从天、地、人三才贯通的道德形上学出发，将宇宙万物看作生生不已的过程，并以道法自然的精神，创立了一套取象比类，探赜索隐的算法符号系统，可谓以生命为隐喻的生成哲学。本文试图根据《周易》“经”、“传”本身之内涵，以现代哲学表述方法，从源于道德之宇宙论，三才圆通之本体论，知行不二之实践论，生成整体之方法论等方面，阐明中国式自然哲学的特性与意义，并与西方科学与科学哲学略作比较，指出正是这种独特的自然哲学，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超越的价值之源，为中国古代科学提供了形而上学基础和元科学范导，而且为今天与未来人类文化与科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与启迪。

一 、源于道德之宇宙论

近代以来，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只有人生哲学，而无自然哲学。殊不知中国生成哲学本由自然哲学贯通人生哲学。而中国从“道”、“德”出发的宇宙论正是一种包括人在内的彻底的生成整体论。

《系辞》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无论古今中外，自然哲学都必须回答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或依据问题，那么，什么是宇宙万物生生不已的终极根源呢？在《周易》自然哲学中，不是上帝创造了世界，并给予其第一推动，而是自然之“大道”与“天地之大德”，即宇宙无限之创造性与最高善（至善），开启生命之源，且“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令其完成而“生生不已”。此可谓中国文化与科学之根本信念。这一信念正是通过《周易》乾、坤二卦首先得以生动表达与昭示。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乾·彖》）乾象征天与道，元即开始，乾元表示万物生命的发动与创生。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乾·彖》），正是在“一阴一阳”、乾道变化的过程中，万物“正其性”而“成其命”。故“立天之道曰阴与阳”（《说卦》）。乾卦一开始便“大明终始”，且“元亨利贞”，赋予生命以畅通无碍的生长动力，表明了宇宙万物伟大开创与直指趋归的创造性。这里，作为最高信念的“道”当有三层涵义：其一、宇宙万物创生之终极根源。其二、自然生成之根本法则与动力。其三、生生不已之大化流行。

“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坤·彖》）坤象征地之德，坤元表示万物生命之诞生。坤赋生命以有形之物质形体，故“立地之道曰柔与刚”（《说卦》）。坤卦表明了顺承天命，厚德载物，使生命得以实现而完成的实践性。这里，作为生命根据的“德”当有三层作用：（1）顺承，呵护，保存生命信息。（2）赋生命以质料，孕育而令其诞生。（3）成全生命，使之得以生长而完成。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从自然哲学的角度看，乾坤表明了生命之所以成为生命的本体宇宙论依据。“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肯定了宇宙内在而本然的价值目的是生命得以存在与延续的根本保证。《易传》进一步指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一阴一阳”传达着生命的消息与节律，由此，宇宙时时活跃着创造的盎然生机，而使之可持续的，正是天地间普遍存在的“道”、“德”之“善”，而使之实现与完成的，正是万物天赋之本性——实现并完成生命的内在动力与趋势。

“乾坤，其易之门邪！”（《系辞》）乾、坤二卦以其“天行健”的创造性与“地势坤”的实践性，昭示君子“自强不息”而“厚德载物”。《周易》之道德形上学从这里直接由自然哲学通向人生哲学。“乾坤”，即“道德”，即阴阳。“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宇宙生命的开始与持续既是时间意义上的，同时也就是价值意义上的。“道”、“德”的意义本源于“乾坤”、“天地”，却眷注于人类之德行与命运。由此规定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基本特征。

“生生之谓易”，《周易》从道德出发的宇宙论，具有一种彻底以“生”为核心的变易观和生成整体论的宇宙观。与西方自然哲学和科学总是试图寻求变化中的不变性不同，中国先哲认为世界上不变的唯有变易本身，而这变易既非不变原子的聚合与离散，亦非物体的空间性位置移动，而是生与灭的“大化流行”，及一切事物的时间性生成演化。《易传》云：“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乾·彖》）宇宙万物从“太极”或“道”开始，皆有一共同之本源，亦皆有从无到有、从隐到显、由盛而衰的诞生、生长、灭亡之生成发展过程，由此形成“生生不已”的世界图景。显然，《周易》的生成整体论同时亦是一种彻底的动态过程论。这种思想与西方近代怀特海之“过程哲学”相通。其有所差异的是：在《周易》超循环式的生成过程中，时间、空间、物质具有同构性，根据中国的干支计时法，时间不仅具有三维特征，而且具有当代系统科学所揭示的分形性。有无相生，虚实相含，一切事物的存有都意味着时间、空间、物质的同时涌现。由此观之，爱因斯坦的四维空时亦不过是生成演化真实世界的静态投影。在《周易》彻底的生成整体论中，人亦由天地所生，并与天地同归宇宙之大化流行。因此，自然生成过程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认识对象，人具有天地所赋之“天性”，不仅不外在于天地万物，且可与万物一体，与天地同参。可贵的是，《周易》一开始就将价值引入了对宇宙万物的基本理解之中，不仅由此开启中华文化超越的价值之源，创立了价值内在的自然哲学，而且亦曾孕育了以道德为理想的中国古代科学，这一切，为我们今天建构内涵价值的科学提供了可能的形而上学基础与思想渊源。

二 、三才圆通之本体论

追根溯源，昔者圣人之作《易》，乃观天察地，以生命实践之感悟，顺性命之理，取象比类，立卦生爻，可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其试图昭示的是直指本体而非仅涉现象的真理。故《周易》从道德出发的宇宙论，同时即是本体论，可谓本体宇宙论。其中所谓本体，并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的存在，而是与人不可分离的世界“在其自己的”那种“本然”。这种包括人在内的以生命为隐喻的本体，亦非静止的存在，更非逻辑之预设，而是时时创生，成全着万物的生命，是与人息息相通的。这一特性决定了中国文化与科学“三才圆通”、“实践优位”之大格局，也决定了其后必与西方二元对立、“理论优位”之路分道扬镳的历史命运。 

《周易》本体论体系的形成，首先乃根据人之所见自然之“象”、“形”及其变化，而非人为制造的现象。《易传》开篇即表明：乾坤、卦爻的定位及其变化乃根据天地、山川及其“动静有常”的变化，而八卦的设立则以天然之男女、日月、雷霆、风雨为依据。其次，“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系辞》）《周易》乃直接效法、模拟自然所生所示之“物”、“象”及其变化而创立。

作为中国关于自然之本然律则的最早经典。《周易》卦爻“兼三才而两之”（《说卦》），不仅立天地人三才之道，且以“一阴一阳”普遍的生成法则贯通之。 天地人三才之圆通，是从天地之大道贯通于人与人类社会。其依据是以卦爻象数所表征的世界万物及相互关系，然后由“彖”、“象”以“断”以“定”，以“示”以“告”，进行解说，阐明其意义。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解说总是由自然律则之本然而涉及人事吉凶之应然。因此，与西方自然哲学不同，它不局限于人与自然的纯认知关系，而总与人之行为相关联，它并不试图“为自然立法”，而是主张效法自然，顺应自然。其目的亦不在于解释自然，改造自然，而在于模拟自然，昭示人文。因此，其真正关切的，不是为理论立规范，而是为实践立规范。由此，它更大程度地表现出一种价值取向，而非认知取向。这或许是许多人认为中国无自然哲学之原因。

然而，笔者以为，《周易》之价值趣向，是以对宇宙终极之“真”的认识为基础的，卦爻象数本是一套关于世界生成规律的推演系统，每一卦爻必以自然之规律为准，然后推出“人生之一举一动”。正如牟宗三先生所指出：《周易》同时含有三方面内容与意义：其一、物理的；其二、数理的；其三、伦理的。而其“彖”、“象”，“在在皆可以暗示出一种实在论的知识论” 与“实在论的价值论”，“或说是‘超越的内在”之价值论”[①]。这即是说，《周易》乃同时具有自然哲学与人生哲学两方面内容。

 目前科学哲学实践转向的研究表明，关于本体的知识只能产生于人的实践。笔者以为，《周易》三才圆通的本体论，可以说是一种从生命实践（而非从理念或仅仅经验）出发的“缘身认知”，其所含自然哲学也是一种与西方不同之价值取向下的自然哲学。“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三才的贯通，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界、主体与客体之不二，而且亦可由此推至本体与现象、精神与物质、“知”与“行”的统一。因此，一方面，世界是可理解的，另一方面，价值内在于自然而世界是有意义的。宇宙与人生“既不隔，亦不对立。无论从那一面说，都是通着彼面的，而且亦是了然于彼面的”；“从宇宙方面说，这本源不是无根的、随意猜测的，这是直接由我的德性实践作见证的。同时从人生方面说，这德性意义、价值意义的本源，也不是局限而通不出去的，故性与天道一时同证。一透全透，真实无妄”[②]。由此，在中国文化中，超越世界与现实世界亦不是隔绝的。 《周易》在乾卦第一中即昭明“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乾·文言》）的“大人”境界，故从《周易》起源的中国科学与哲学，一方面崇尚“道法自然”，一方面敢于“希圣”，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此与一方面“为自然立法”，一方面忌谈本体，不敢“希圣”的西方近现代科学与哲学是大异其趣的。

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将柏拉图纯智所思noumena与西方认为独立于人而存在的ontology译为“本体论”，进而以西学为标准，反讥中国没有本体论。如此荒谬之文化误读，近代以来比比皆是，导致中国之文化断层。笔者认为，《周易》所蕴含的宇宙论、本体论与价值论统一的中国式自然哲学之独特精神与智慧，对于我们重建中国文化之价值体系，对于今天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复归”与“新本体论”探讨，尤其对超越西方主客二分之异化，解决“西方中心主义下”中国陷入天人分离困境的一系列难题，无疑皆有重要现实与历史意义。

三、知行不二之实践论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对于本体的认识何以可能？ 进而，“智的直觉”如何可能？显然，它们不可能来自知解性的纯粹理性认识、而只能源自生命实践的整体感悟。如果说，《周易》含有“实在论的知识论”，那么，这种知识论实际上是承体启用，知行不二的实践论。

《周易》的创立源于中国古人生命实践之体悟与感通，而不是基于感性认识与理性建构的对象化认知。《易传》云：“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系辞》）这里，体乃体察、体悟，感乃感动，通乃相通。显然，中国先哲之“观”、“察”，不是限于耳目的感性直观，而“无思”、“无为”则更与西方近代科学之人为设计的实验观察迥异其趣。其中，“天垂象”、“天生神物”（《系辞》）皆是呈现，而非假设，其意不在言表，而在当下的“感而遂通”。这种原始灵感和直透“天地之心”的“观”，只能是一种生命整体性的“智的直观”。庄子就这种“直观”有一段精彩表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圣人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

在康德心目中，智的直观或智的直觉，即“其自身就能把它的对象之存在给与我们”的那种直觉，是纯智的，不是纯思的，“只属于根源的存有（元有），从不能归给一依待的存有”，因此，这种“非感性的直觉，创造性的直觉，根源的直觉，只能属于上帝（元有），而不能属于人类”[③]，感性直觉使我知道“我现于我自己”，智的直觉才使我知道“我在我自己”。所以在西方传统中，只有关于对象与现象的认识与知识，而不可能有三才圆通的关于本体（在其自己）的认识与知识。而中国哲学的传统，则“承认人可有智的直觉，所以亦可有知‘我在我自己’，扩大言之，知‘物物之在其自己’那种知识。”[④]

智的直观如何可能？它只能来自生命实践的感通或感悟，因为只有在生命实践中，人才可能与对象融为一体，“感而遂通”，达到天人合一、主客双泯的境界，并且“直觉之即实现之”，“决定我的存在为一自我活动的实有之存在（或具体地呈现）”[⑤]。正是在这种人的实践活动中，才可能产生创造性的智的直觉。牟宗三先生指出：这种智的直觉“不是把现成的对象表象给它自己，乃是通过它的表象，对象自身即被给与或被产生”[⑥]，故能“观其妙”、“观其缴”、“观其复”。

 那么，《易》真的无思吗？无思又如何可能有知？牟先生指出：“此种直觉即是思，而思亦是直觉的思，非概念的思。”[⑦] “依智的直觉之知，……是创造的知，非认知的知。”由此，世界“不是如其为一现象”而知之，而是“依在其自己而朗照而朗现”。[⑧] 王树人先生提出，与西方概念思维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象思维”，这是一种非实体性、非对象性、非既成性而富于“原发创生性”的思维方式。《易经》“观物取象”的思维活动，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不断升华，引导“人的精神或思想展开一个通透一切的大视野，升华到一个自由自在的高境界”，从而“与动态整体的宇宙一体相通”。[⑨]

当今科学哲学正试图在认识论上超越各执一端的反映论与建构论，主张科学实际上也是人的一种实践活动，认识对象与人的认识都是在实践中生成的。而科学史表明，原创性的科学发现不是通过逻辑，而正是通过灵感与直觉获得的。《周易》自然哲学为我们今天研究真正实践优位的认识，研究人所具有的“智的直觉”与创造性思维提供了历史的依据与参照。

综上所述，中国的知识论是沿着实践（践履）优位、价值导引的方向发展的。其“认识论”既非“反映论”，亦非“建构论”，而是“实践论”与“感通论”。其认识路线亦非沿感性直观→范畴概念→形式逻辑进行，而是循生命实践→智的直观→取象比类、称名辨物→象数逻辑的过程展开的。

实践优位决定了中国文化“体用不二”、“知行合一”、重视践履而崇尚“不言之教”的特点。《易传》谓：“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其后，无论是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儒家的“践仁知天”，其所强调的都是人性与天道的相通、相应，以及人之“德行”与天地运演的相应或“合一”。《周易》之生命实践，虽无道德实践与认识实践之区分，但却表明了源于“智的直觉”的“德性之知”对感性直觉的“见闻之知”的优先性。故由《周易》开启的知识论，可谓是一种以价值取向[a1] 统摄认知取向的知识论。由于人的认识随境界的升进而不同，由此获得对世界的知识，亦可谓“境界形态”的知识，这与西方认识论首重理念、致力理论建构的传统恰好南辕北辙。

理论优位的西方文化与实践优位的中国文化，几千年来，此消彼长，各有短长，恰似太极之两仪。勿需讳言，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沿“实践优位”方向发展的中国文化，在认知与理论建构方面，未曾获得象西方那样独立而充分的发展，这是中国不可能开出象西方那样的近现代科学的原因之一。然而，西方“理论优位”之文化科学，亦已潜藏困境与危机，20世纪以来，其文化哲学发生重大转向，近年来科学哲学进一步提出实践转向，然无论是劳斯，还是皮克林，拉图尔，其所论实践，实际上仍限于认识实践，故认识的本体，价值，真理性等问题仍未能获得真正解决。《周易》自然哲学或可为我们今天统一认识实践与道德实践，消除现象与本体的隔绝，赋科学规范以形上的超越价值之源（非仅认知与社会功利意义下之价值），提供重要的启示。

四、生成整体之方法论

宇宙人生的真理如何表达与昭明？中国先哲似乎很早就认识到了语言的局限，老子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第1章），《易传》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系辞》）既然文字语言不能“尽意”，圣人之感悟就只能是一种“个人知识”而无法客观化，不能成为普遍性知识而让人了解吗？不然！《易传》告诉我们：“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系辞》）原来，我们的祖先用“象思维”创建了立象设卦、系辞变通的动态综合方法。这里蕴含着一种彻底的生成整体性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可以说，这是人类文化史上唯一的、也是中国文化最见其智慧而最具特色的创造。

首先，《周易》是以“象”为核心，符号、语言、算法与人统一的系统。王弼《周易略例·明象》有言：“意以象尽，象以言著”，“言者所以明象”“象者所以存意。”就言、象、意所能表达的限度而言，显然，言＜象＜意，故与西方不同，中国人并不以语言为世界之界限。然而，正是由于有了符号——“象”与语言，世界始可说，知识始可能。从垂象取法→取象比类→立象尽意→设卦观象→系辞明象→据象归类→尚象制器，《周易》全是以“卦象”或“符号”来表象世界，“象”代表了“易”的整体性比类方法及其原则。

其次，《周易》乃“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阴阳二爻，刚柔相推，其所生变化即表示宇宙万物“一阴一阳”的生成关系。由此，“非偶不立”的《周易》卦象及其推演，不仅深刻揭示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动而愈出”（《老子》第5章）、“用之不勤”（《老子》第6章）的创生过程，描摹了万物负阴而抱阳之复杂动态之“序”，而且蕴含着中国特有的太极思维方式或太极推理逻辑。

注意到相反的两极，在静止的状态下必不能共存，故排中律乃形式逻辑之必然禁律。而对于动态的生成过程，若无相反相成两种力量或动势的相互作用，其过程便不能持续。由此，太极推理方法不仅不以排中律与矛盾律为禁忌，且必以阴阳两极为基础，“执两而用中”。根据《周易》卦爻及其推演方法，笔者将其规则与特点简归如下：

1．阴阳互含，两者在生成过程中保持着整体和谐；

2．阴阳互生互根，故能原始反终，否极泰来，生生不已；

3．阴阳相反相成，互斥互补，孤阴不生，独阳不长，“翕辟成变” ，缺一不可；

4．阴阳此隐彼显，此进彼退，此起彼伏，具有不同态势与动向，形成生命节律；

5．一阴一阳，远离平衡，永恒流转，总体稳定而局部不稳定；

显然，中国特有之太极推理方法可谓是一种生命逻辑，它为我们如何把握生成整体性的动态过程提供了重要思想方法。

其三，《易传》云：“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系辞》）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指出了把握事物生成变化的关键不在“一物之微”，而在“一动之几”。从“动之微”说“几”，“几”就是“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周濂溪《通书·圣第四》）。任何事物在宇宙间生起，“开始一发动，将来的结果就统统包括在内，这开始一发动就是‘几’”[⑩]。显然，这是生成过程所特有的动态整体性现象。当代混沌学研究揭示，复杂系统的演变具有蝴蝶效应，即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开始“差之毫厘”，结果将“失之千里”。系统生成论的观点则认为，系统生成的起点不是“原子”而是生成元，生成元即初始整体，蕴含系统生成的全部信息。

如何把握系统生成过程的初始一动？《易传》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大始”即“生”、“微”、“初”，“成物”即“成”、“盛”、“上”。对“一动之几”的洞察和把握，不仅需要一种动态整体性的思想方法，而且要有对“蝴蝶效应”的“先见之明”，这本是一切天才人物创造性思维的共同特征。“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系辞》）；与西方不同，中国的传统，正是在“一动之几”上下功夫，而不是在既成之物上下功夫。中国古代科学着眼“初”，注重“生”，自有长期之系统研究与不可否认之伟大成就。今天，《周易》对我们的启示正在于，它点明了当今科学难题的要害与解决方向：如何把握事物发生初始的“一动之几”？要解决这一问题，恰恰需要超越现有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计算机与系统科学的诞生与发展，数学的算法思潮正蓬勃兴起。系统科学自分形与混沌直至复杂网络研究，借助计算机的强大运算功能，突破公理化演绎体系与近代分析还原之经典方法，通过递归、迭代等当代算法，试图以遗传算法，进化算法等全新的技术、方法来描述和探索系统生成过程。显然，当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与《周易》自然哲学的思想、方法具有惊人的相似与相通。与此同时，智能科学、认知科学的研究亦开始突破西方传统的逻辑范式，而逻辑学亦提出所谓“非形式转向”。这一切，为中国文化与科学的自主创新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

笔者以为，《周易》自然哲学不仅为中国古代科学奠定了形而上学基础，而且具备一整套直接描摹自然生成规律，试图“弥纶天地之道”，“与天地准”（《系辞》）的象数算法与逻辑体系，[11]可谓中国“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开物成务”的“元科学”。其不仅曾开出中国古代领先世界的生成整体论科学，而且实可为今天与未来科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形而上学基础与生成整体论研究方法的启示。

但我们也须清醒地看到，“科学研究的传统无不托根于其独特的文化整体之中”[12]，不同文化中的“科学”不仅有其不同的形而上学基础，且有不同的研究层面、领域与发展道路。如何在此全球文化大交融、大会通的时代，明辨古今中外优劣异同，取长补短，把握历史发展的“一动之几”，继往开来，“会通以超胜”，显然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今天全球化浪潮下，具有不同文化底蕴与独创精神（思维方式）的各民族文化，只有在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更高境界与更广阔视野关照下展开平等对话，才有可能超越西方工业文明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异化和偏见，在信息化与全球化合流的伟大历史转型中创造“殊途同归”、和而不同的二十一世纪世界生成之序。

原载：《周易研究》2012年第2期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2年第9期，转摘

英文稿：《Natural Philosophy of I Ching and Life Practice》，匡钊译，

《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2012.7（2）（《中国哲学前沿》2012，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