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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理想人格与《周易》价值系统

【核心提示】筮人有先知先觉,但无大的智慧方略;哲人有智慧,却无将其施之于伦常日用的途径以及“与民同患”的情怀。唯有圣人,能将这二者统一于一身。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书过程时,说它“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所以如此,是出于《周易》思想主旨的完成和价值系统建构的内在需求——圣人的理想人格形态,这对于《周易》价值系统的建构与《周易》作为文化实践模式的完型,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

《周易》要确立的,是三个价值层次与价值主体构成的文化实践模型和文化价值系统,其表面上观念义理的参差,实际上是《周易》作为一个文化实践模型内部三个不同的价值实践层次与三种价值主体性的反映:一、吉、凶、悔、吝的经验主体:“忧患”主体、心理主体;二、易道、易理的神秘主体(天道、“神道”等)或形而上的理性实体;三、将此二者统一、综合为一种文化价值体系和生存模式的文化实践主体。

《易经》是水平的经验关联性系统,《易传》是垂直的理性纵贯的形而上学系统。《易经》和《易传》大体上分别关联着第一、第二个价值层次或价值主体。一个主体是吉、凶、悔、吝本身的主体,现实生活、生活经验本身的主体;一个主体是《易传》所发挥的形而上的天道和义理。前者把吉、凶、悔、吝作为切身的相关经验,直接面对、介入、处置这些社会经验和心理经验;后者将之作为思维的对象和客体,把经验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抽离,并固定为某种因果联系,以构造某种义理系统。由此便产生了第三个价值层次和价值主体,即文化实践的主体。

文化实践起到沟通这两个层次的作用,而文化实践主体的理性形象或人格化形态是圣人。《易》道的形而上学规范层面作为“天地设位”的系统,必须由“圣人成能”,在《易》道所规划的实践空间之内,只有圣人才能完成和实现《周易》内在的价值目标:“人谋鬼谋”。百姓也是这一实践图式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姓与圣人一起,构成一幅壮观的整体生存场景。其中,圣人对于吉凶祸福既有感知能力,能够“吉凶与民同患”,又能超出利害关系之外,以超越的《易》道、《易》理本身的理性态度来面对、处置、组织人们的生活。筮人有先知先觉,但无大的智慧方略;哲人有智慧,却无将其施之于伦常日用的途径以及“与民同患”的情怀。唯有圣人,能将这二者统一于一身。《周易》经、传的统一,在圣人的理想人格、实践人格的层次上得以实现。如果把《周易》看成是一个文化系统和文化实体的模型,则它所最终展现的圣人人格,构成了其现实性核心。   

《周易》经、传之间的矛盾,不可能从纯思想和纯哲学层面得到解决:不论是将《周易》理解作卜筮之书,还是从《易传》出发将它理解作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这都是片面的,都无法独自垄断《易》道的总体性真理。二者的统一性,要从文化实践的主体性维度上寻找,其体现于一个理想化的文化实践主体人格,即圣人的理想人格之上。

这样,《易传》尤其是《系辞》的圣人描述,变得立体起来。

圣人人格一开始仿佛只是一种“空心”的人格和负值的、消极性的主体。其作用,似在于一种象天法地的消极主体性,圣人的道德,似为“与天地相似,故不违”这种消极性的后果上。圣人唯有如此才能完成使混沌的天地之道、天地之易,向着《易经》卦、画、象、数、辞系统的转移和让渡。这种“空心人格”在《周易》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表述,就是圣人的“忧患”和“忧”的情态。“忧”或者“忧患”好像只是一种消极性的道德情态,但同时也体现了一种价值主体与主体性的结构构成,只有圣人式的虚怀纳物的博大心胸,才会有“忧”或“忧患”的真意:“忧患”的主体心忧天下,却并不试图超越于这个世界,而是与这个世界休戚与共。圣人人格因此成为一种更为博大、高尚的人格。这种圣人的“空心人格”是一种主体性内部的“和而不同”机制,主体性本身通过这种机制,产生出分疏和差异:圣人以放弃其私心、私我的方式,使其人格主体本身成为《易》道、《易》理的全方位的实践载体。圣人以其主体人格从内部完成了一种价值系统的结构、组织作用。因此,圣人的人格一方面是“易与天地准”、“弥纶天地之道”,另一方面可以说是“圣人与《易》道准”。“空心人格”或“负的主体”的核心机制,就是通过在一个阶段或层次上的自我排空、自我抑制,达到在另一个阶段上的更加充实、深沉和完整的主体性。

《易经》的大道之所在、《易》道与圣人人格之间,因此实际上是一种同一、同构的关系。一方面,《易》道、《易》理本身得以下达和具体化为一个可以供人遵循、易于尊奉的人格化形式;另一方面,这其中并非包含着任何的神秘化的因素,而只不过是一种被升华和重置的、更高层次上的自然法则,以及对于这种法则的遵循。因此,生命升华、组织和更新的原理和根据,在于《周易》中的道理,人的生命和个人修养、修为的最高要求,就是要与天地阴阳的节律、自然万物的法度达成同步与共振的关系。圣人仰观俯察、取法天地自然之道,在经历艰苦的修为之后,其人格修为与《易》道二者得以契合。